福建师范大学学生工作处 杨忠
【摘要】资助育人理念贯穿于资助政策始终。新时代我国高校资助政策的资助理念从保障型资助转向保障与发展并重型资助，资助主体从单一政府助学转向多元混合资助，资助对象由绝对贫困转向精准识别，资助手段由物质资助转向物质与精神并重。但在资助政策的育人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理念与实践脱节、育人资源碎片化、精准资助链条阻滞、育人效果评估缺位等困境，可以通过资助理念落地、资助资源整合、精准资助升级、动态成效评估四条路径进行优化，全面提升资助育人实效。
【关键词】资助育人；资助政策；精准资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教育公共服务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高校学生资助工作事关社会发展稳定与学生成长成才，是推进教育公平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对高校学生资助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保障型资助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让每个学生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的发展型资助，资助育人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
已有研究围绕资助育人提出了不同的构想。李义波（2019）结合高校开展资助育人工作面临的新的时代背景，提出探索构建经济资助、心理辅导、精神帮扶、学业指导、能力提升“五位一体”的发展型资助育人工作体系[2]；邝洪波和孙宗瑞（2024）从思想引领、道德浸润、学业发展、素质提升、精神激励、就业创新六个方面切入探析“六维一体”资助育人模式构建路径[3]；邝洪波和高国伟（2021）对资助育人精准化工作进行探究，通过健全体制、“三结合”工作理念、“三分类”工作方法，精准识别资助对象、打造资助育人平台、增强资助育人的针对性[4]；张远航和郭驰（2020）从“三全育人”视域出发对高校资助育人进行逻辑建构，强调高校资助育人主体的全员性、内容的全过程性及场域的全方位性[5]。
整体而言，学界针对高校资助育人的体系构建与逻辑理路已作深入探讨，为本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研究基础。资助政策是资助育人的基础和前提，为资助育人提供资源保障和流程规定；资助育人是资助政策的目标和归宿，资助育人效果的反馈能够促进资助政策的优化，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因此，本研究选择以我国高校资助政策为切入点，重点探寻新时代后资助政策的发展变化、实践困境及优化路径。
一、高校资助政策的演进逻辑
新发展带来新变化，新变化蕴含新理念。我国高校资助政策主要涉及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绿色通道等覆盖面较广的资助项目，及服兵役学生、基层就业学生、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公费师范生等特殊群体的补助项目。研究发现，新时代我国普通高校资助政策在勤工助学、奖助学金、助学贷款等方面都进行了修改或修订（见表1），资助理念呈现从保障型资助向保障与发展并重型资助的范式转型，资助主体从单一政府助学转向多元混合资助、资助对象由绝对贫困转向精准覆盖，资助手段由物质资助转向物质与精神并重。
（一）资助理念：从保障型资助到保障与发展并重型资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在全国脱贫攻坚大背景下，我国普通高校资助人数较以往有所减少，资助金额则呈现出上升态势（见图1）。资助政策在助困基础上，突显奖优功能。
《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为这一时期奖助学金资助工作奠定了基础，主要表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
一是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导向。较2007年发布的《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国家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评审办法》对申请人的国籍和具体条件作了更为明确的规定，既强调学业成绩，又关注道德风尚、学术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体育竞赛、艺术展演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展现了追求卓越和综合发展的鲜明导向。
二是激励性质更加突出。2024年，《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知》一经发布便引起广泛热议，是2007年资助政策国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建立以来覆盖面最广、力度最大的一次调整。首先是本专科生、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额翻倍，由原来的10.5万名获奖名额，增加至21万名获奖名额；其次是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金额大幅提升，就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而言，每年经费就需增加7亿2千万元，资助力度之大可见一斑，激励效果更加彰显；最后是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金额提高。国家励志奖学金上涨至6000元，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3300元提高至3700元，资助政策的保障作用持续加强，激励作用更加显著，充分彰显了我国资助理念由保障型向保障与发展并重型的范式转型。
（二）资助主体：从单一政府助学到多元主体资助
“从最广意义上来看，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6]高校学生资助政策实质上就是政府部门对社会民众接受高等教育需求的积极响应，政府一直是资助政策的主导者，也是最大的资助主体。
1.政府包揽阶段（1949—1998）
我国资助政策的主体是人民政府，由政府包揽高校学生资助经费。1953年，《关于调整全国高等学校及中等学校人民助学金的通知》《关于调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工工资及人民助学金标准的通知》颁布，明确在全国高校实行人民助学金制度，即在免交学费的基础上，另外发放助学金。另补充有《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人民助学金暂行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人民奖学金试行办法》《关于改革现行普通高等院校人民助学金制度的报告》等政策文件，通过人民奖学金制度完善人民助学金制度。但由于社会民众接受高等教育需求增长，国家财政难以维持普惠性的资助政策且普惠性资助政策本身难以激励受助学生，不利于教育公平和选拔人才，因而在1986年，持续推行34年的人民助学金资助制度被废止。
2.多元主体资助（1999至今）
1999年以来，以助学贷款制度执行为标志，我国学生资助政策主体日趋多元。主体日趋多元。教育部作为政策核心，发挥了统筹协调的关键作用，财政部、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等多主体协同参与，为资助政策的制定及落实提供了坚实保障。各部门以单独颁布或是联合颁布的形式发布政策文件，文件类型涵盖通知、办法、意见等，构建起多层次、多维度的资助政策框架。如，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的通知文件对资助资金的分配原则和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确保资助经费能够精准地发放到每一位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手中；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则通过金融政策支持，推动助学贷款业务规范化发展，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不仅负责政策的制定、宣传和解读工作，还承担着资助政策的具体实施和监督工作。这种多元主体的协同模式，不仅提高了资助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还增强了资助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有力确保了资助政策落地生根，真正惠及广大学生群体。
（三）资助对象：从绝对贫困到精准覆盖
一是资助类型更具广泛性。大学生资助政策的群体目标呈现了从本专科学段到本专科及研究生学段全覆盖、从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到在华留学生、免费师范生、退役士兵学生、突发困难等不同类型学生全纳入的多元化特点。如，进入新时代后，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研究生教育投入机制的意见》，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明确将研究生纳入国家奖学金、助学金的资助范围，实现了本专科与研究生资助政策的衔接。此外，资助对象不仅仅局限于固定的某些类别，特殊类型的突发困难学生也被纳入了资助对象之中，自然灾害、家庭变故、重大疾病等突发情况导致的经济困难学生能够更加灵活地享有经济资助。如2020年，教育部财务司、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发布《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学生资助工作的通知》，明确对受到疫情影响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经济支持。
二是资助对象更具精准性。如在2016年，教育部办公厅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通知》，蕴含着精准识别理念。第一，认定办法精准。“各地要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及财力状况等因素，确定本地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指导标准。”第二，工作机制精准。“各高校要建立健全四级资助认定工作机制。”第三，资助名额精准。“要把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孤残学生、烈士子女以及家庭遭遇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特殊情况的学生作为重点资助对象。”第四，困难认定精准。“各高校应采用大数据分析、个别访谈等方式，深入、直观地了解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及时发现那些困难但未受助、不困难却受助的学生，及时纠正认定结果存在的偏差。”[7]
（四）资助手段：从物质资助到物质与精神并重
高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应利用有限的资助经费着力创新资助育人的新模式，实现资助与育人效益的双重结合以达到资助经费效益的最大化。[8]研究发现，在新时期，物质资助仍然是学生资助体系的重要基础，通过经济资助能够满足经济困难学生的基本学习和生活的需要，实现助困目的。
在此基础上，政策导向更加突出精神激励，更加强调创新资助育人新模式。政府鼓励高校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提供多样化的资助手段，加强受助学生的品德修养。具体而言，早在2013年，教育部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开展高校学生资助诚信教育主题活动的通知》，强调通过诚信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教育，增强大学生的诚信意识，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强化资助工作的育人效果。2021年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学生资助管理工作的通知》也指出，要全面推进资助育人工作，着力培养受助学生自立自强、知恩感恩、勇于担当的良好品质。
二、资助育人视域下新时代我国高校资助政策的实践困境
资助育人贯穿于资助政策发展转型始终，新时代资助政策更加强调思想、道德、精神层面的价值引领，自我效能感、乐观、希望、韧性等心理素质或心理资本的培养以及学业水平、就业能力、沟通能力等人力资本的提升。[9]然而，在资助政策的育人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着以下四个方面的困境。
（一）理念与实践脱节
一是政策执行偏差。新时代资助政策充分展现出了鲜明的育人导向，但部分高校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展现出了“重经济资助、轻育人实效”的倾向。传统的资助模式下，作为执行主体的高校更多地将操作方法和实践途径，存在就资助论资助和非理性资助工作看成是一种“工具理性”，即将其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现象，形成缺乏目标导向性和育人系统性的事务性资助理念，理念价值认同同一性不强是导致理念与实践脱节的根本原因之一[10]。
二是育人活动形式化。作为资助育人理念和政策落地的载体，育人活动在部分高校开展高校实践中流于形式，注重场面而忽视实质，相关励志教育、感恩活动等未能真正触动学生成长需求，导致“在场”的受助学生精神“缺场”，造成资助育人效果的浅表化和沉默化，有碍资助育人功能的实现。
三是育人队伍建设存在短板。高校资助工作队伍专兼结合，部分资助工作者对资助育人的内涵理解不深，仍停留在经济资助层面，未能将育人理念有机融入资助工作的全过程。此外，资助工作队伍缺乏系统性培训和专业指导机制，导致资助工作者在实践中难以实现从理念认知到育人行动的有效转化。
（二）育人资源碎片化
一是校内部门协同机制不畅。资助育人工作并非是单一部门的责任，资助政策的执行也如此。学生资助中心、校团委、心理咨询中心等组织机构都承担着资助育人的相应职能。但在具体资助工作中，各部门协同不足，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机制，信息共享渠道不畅，存在信息孤岛现象。如，学生资助中心与心理咨询中心信息脱节，可能导致受助学生心
二是外部力量融入不足。企业、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虽然具有丰富的资金、技术和经验资源，但未能有效融入高校资助育人体系中。在企业层面，企业对高校资助育人的理念理解不足，更多关注短期的经济回报，缺乏长期投入的意愿。同时，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机制尚不健全，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合作平台。高校在引入企业资源时，往往面临程序繁琐、合作不畅等问题，导致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在公益组织层面，公益组织与高校之间的信任机制尚未建立，高校对公益组织的资质和能力缺乏深入了解，导致合作过程中存在诸多顾虑。再者，公益组织在高校资助育人工作中缺乏明确的定位和分工，导致其资源无法精准匹配高校的需求。
（三）精准资助链条阻滞
精准资助是新发展阶段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应有之义。[11]但在实际操作中，受制于信息收集与分析手段的局限性、家庭经济状况动态变化的复杂性以及学生个体需求的异质性，在精准识效评别学生需求、精准发放资助资金、精准设计个性化资助育人方案等方面面临着不同难题，制约了资助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育人策略的持续改进。
具体而言，在精准识别层面，当前认定机制过度依赖传统的、静态的证明材料，识别受助学生停留于表层数据汇总和管理，缺乏深入科学的资助需求分析和动态监测能力，难以有效甄别“隐性贫困”等特殊群体学生。在精准发放层面，助学金能否精准、及时到位，是保障学生权益的核心环节，也是许多学生的关心所在。而由于信息流转不畅、审核环节冗余等原因，当前发放流程在时效性与精准度上仍存在优化空间。在精准帮扶层面，现有资助方案同质化倾向明显，未能充分满足不同学生在学业发展、心理健康、职业规划、就业提升等方面的差异化、个性化需求。
（四）育人效果评估缺位
为确保资助工作的精准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新时代资助政策亟需全周期检测、精细化评价、智能闭环的评价体系是当前资助转型过程中亟待突破的瓶颈。然而，当前评估体系尚不完善，评估结果与政策优化的双向传导机制尚未贯通，导致资助育人的动态调整能力受限。
一是评价维度单一。资助育人成效体现在思想道德、心理素质、人力资本等多维度的提升，但现有评价体系缺乏科学、全面、可量化的评估指标体系，难以准确衡量资助育人的综合效果。
二是长效追踪缺位。资助政策的影响具有滞后性、长期性，但当前受助学生毕业后的发展情况缺乏系统反馈，资助工作往往止步于学生毕业，导致资助政策优化缺乏基于长期成效的关键依据。
三、资助育人视域下新时代我国高校资助政策的优化路径
将立德树人融入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实质就是要坚持“立育人之德”和“树有德之人”的辩证统一[12]。高校必须要从“立德树人”的全局高度把握、抓实、践行资助政策。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推动资助理念落地、资助资源整合、精准资助升级、动态成效评估四条路径保障资助政策的执行效果，让资助政策真正成为照亮学子成才之路的“灯塔工程”。
（一）理念落地：强化育人实践转化
第一，完善政策执行的监督与反馈机制。一是建立常态化督查机制。定期对资助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全面审查，确保资助政策、举措落到实处。二是适当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学校、学院的资助工作进行评估，发现潜在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三是受助畅通学生意见反馈渠道，通过调研、调查、座谈、在线反馈平台等方式，广泛收集学生诉求和建议，及时纠正执行偏差，确保政策执行不偏离政策要求。
第二，推动育人活动内涵与品牌塑造。精心设计具有思想深度、情感温度和参与广度的育人项目，摒弃“为活动而活动”的形式主义倾向，结合校院学科专业特色，着力打造受助学生核心能力提升特色活动，如专业技能竞赛、领导力训练营等，并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社区服务等，增强社会责任感，构建可持续、有影响力的资助育人品牌矩阵。
第三，建设专业化、复合型的资助育人队伍。加强资助工作人员、辅导员、班主任等的主体的系统性专业培训，定期组织专题研修和经验交流活动，提升资助队伍的业务能力与育人素养。明确各岗位育人职责，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激励与考核机制，充分激发育人队伍的内生动力。
（二）资源协同：构建资助育人共同体
第一，健全校内“大资助”协同联动机制。明确学工处、财务处、教务处、校团委、学院等部门的育人职责，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学业成绩、综合素质评价等多维数据，为协同育人提供数据支持，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强化部门间常态化沟通与协调，凝聚育人合力。
第二，拓展优化社会力量协同育人网络。积极引入企业、基金会、校友等社会资源，搭建规范化、可持续的合作平台。例如，与企业合作设立专项奖学金、助学金，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经济支持；与基金会合作开展公益项目，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拓展学生能力提升平台；邀请校友回校举办讲座、担任导师，为学生提供职业指导和发展建议等，通过丰富育人资源供给渠道，为受助学生成长成才营造良好的外部支持生态。
（三）技术驱动：深化精准资助智慧转型
第一，构建基于大数据的精准识别机制。整合学工、教务、图书馆、餐卡消费、勤工助学等多源数据，生成学生精准画像与动态监测模型，通过智能分析学生的消费行为模式、学业表现等，精准识别“隐性贫困”等特殊群体，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例如，可以通过食堂消费数据筛查潜在困难学生并进行人工核验。建立家庭经济状况动态监测系统，每学期更新数据库，避免静态认定导致的资源错配风险。需要强调的是，在应用数据技术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信息保密伦理规范，严防信息泄露对学生造成二次伤害。
第二，优化流程与系统实现精准发放。升级完善资助信息管理系统，实现资金申请、审批、发放全流程线上化、透明化运作。依托智能资助平台，支持学生便捷提交电子申请材料，相关部门在线高效审核，审批结果实时反馈，确保资助资金精准、及时、安全发放至学生账户。
第三，实施个性化、发展型精准帮扶计划。基于学生个体差异化需求，提供定制化的“资助包”和成长支持方案。例如，为学业困难的学生提供学业辅导课程、学习资料等学业辅导资源与学习支持工具；为心理压力大的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心理健康教育等；为就业困难的学生提供职业培训资源、就业推荐服务等，全方位实现资助理念从“保障型”向“保障型与发展型并重”的资助转向，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四）动态评估：推动育人成效长效监测
第一，构建多维度、综合性育人效果评价体系。育人成效评价应超越单纯的经济解困效果，系统关注学生思想品德、学业发展、心理素质、社会责任感及就业质量等综合素养的提升。例如，在生存保障维度，通过恩格尔系数、满意度问卷等调查受助学生经济压力缓解率、基本生活满足度等核心指标；在发展赋能维度，通过学业档案、技能证书数据库等分析受助学生成绩提升率、职业技能认证通过率、创业项目孵化量等核心指标；在价值引领维度，通过行为数据分析、校友追踪调查等研究志愿服务参与度、社会责任感知强度、校友反哺率等核心指标。
第二，建立长效追踪与反馈改进机制。持续追踪受助学生毕业后的职业发展路径与社会贡献，科学评估资助育人的长期效应。建立健全评估结果反馈与应用机制，将追踪分析结论精准反馈至相关决策与执行部门，驱动资助政策持续优化与育人实践迭代改进。例如，根据追踪结果，调整资助政策的侧重点、优化育人活动的内容和形式等，以此不断提高资助育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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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财会研究》2025年10月第36卷第5期）
